麻城与明代中叶文学[周腊生]

山野牧人

明代中叶，有不少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跟麻城有关。这说明麻城人民不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太平天国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创造了英雄的业绩；而且有悠久的文学传统，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下面仅就管见所及，试加论述。
一、李卓吾与龙湖
李贽（1527一1602年），字卓吾，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市）人。明代思想家、文学批评家。他在我国思想史上、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做过20多年的官。一生主持正义，体恤民情。54岁时，辞官隐退。但他并没有归隐老家福建晋江，而是来到大别山腹地的黄麻之乡。先在黄安（今红安）住了一些时候，应各地名人之邀，出外讲学，来到麻城。他热爱勤劳淳朴的麻城人民；流连秀丽清幽的麻城山水；更倾心于志同道合的麻城文人志士。
麻城城边的曾中野为他腾出一间大房，给他读书、讲学，拜他为师。后来，他不满于县治的喧嚣，便移居于环境幽雅的龙潭湖畔，自号“龙湖叟”。不久，他的爱子贵儿溺死于潭中，而老妻又忧伤不已。他就干脆把妻小打发回福建，只身隐居麻城达十二年之久。
他在麻城的朋友和学生周思久、周思敬、僧常中、常通、杨定见等人，为他在景物宜人的龙潭之滨盖起了书院，而且还在芝佛上院的佛殿后依山盖起一间小屋，以便日后收藏这位智者的尸骨。
平日，他闭门读书、论学，常常把朋友留住几天，反锁在屋里。到开坛讲学时，听者云集，妇女、尼姑也踊跃前来。他学识渊博，见解独特，精通佛理，远近乡亲都称他为“西方教主”。
在龙湖之滨，他撰写了《初潭集》、《史纲评要》、《藏书》、《焚书》、《因果录》等重要著作，还写了大量充满闪光思想的书信。
他的作品，在思想上，批判了孔孟之道的传统教条，猛烈地抨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道学的虚伪。在文学上，反对当时左右文坛的复古摹拟，又破除自古以来瞧不起小说戏剧的偏见，认为《水浒传》、《西厢记》等是天下最好的书文。他曾以极大的热情，评点过《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西厢记》、《琵琶记》、《幽闺记》等重要的小说戏剧作品，给以很高的评价，视为“古今至文”（《童心说》）。这都是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
由于他的文章充满叛逆性与战斗性，被视之为“异端”。当朝统治者和那些因循守旧的庸儒，都把他当作“怪物”、“妖人”看待，终于以“毁圣叛道”、“惑乱人心”的罪名，迫害致死。
反动派在理论上奈何不了他，使律意地污蔑他，甚至造谣中伤，运动地方官围攻他、迫害他。他的著作多次被焚，但焚而不绝，辗转各地。这时候，麻城人民和四方有识之士，千方百计保护这位大胆而睿智的长者。李卓吾在《焚书》卷四中说：“如杨定见，如刘近城……直至今日，患难如一，利害如一，毁谤如一”。又在一首诗中说杨定见“十年相守如兄弟”。可见其关系之亲密。麻城人民的热爱与关怀、四方有识之士的支持与保护，激励了李卓吾与旧势力抗争的意志。反动派越是攻击、迫害，李卓吾的名声就越大。他的那些惊世骇俗的见解，不断地从麻城传向全国各地。许多崇拜者常常不远千里、万里赶来求教，使麻城一度成了举国瞩目的地方。
二、三袁与《龙湖记》
“ 公安派”是明代中叶一个重要的文学派别。它直接受李卓吾的影响，在文学上高举“反复古”的大旗。它的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年）、袁宏道（1568一1610年）和袁中道（1570—1623年）兄弟三人。他们是湖北公安人，世称“公安派”。他们崇拜李卓吾，尊他为老师。袁中道在《妙高山法寺碑》中写道：“先生（指袁宏道）既见龙湖（指李贽），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李卓吾在麻城时，他们之间频频书信往来，在文学主张上互相支持。李卓吾提出文学要抒写“童心”，“公安派”则响应曰：文学要表现人的“性灵”，都强调了文学中要提高人的地位，反映人的真实感情。李卓吾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也把小说、戏剧的地位抬得很高。三袁的声音通过李卓吾不断传到麻城，又从麻城反响到全国各地。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初夏，三袁来到麻城看望李卓吾。师生一道欣赏麻城的明山秀水，游览麻城的名胜古迹，访问麻城的有识之士。在麻城期间与往返途中，三袁都写过一些有关麻城山水的诗歌或散文。如袁宏道的诗作有《怀龙湖》、《将发黄时》、《龙潭》、《别龙湖师八首》等等，其《龙潭》诗中写道：“云埋龟岭平却障，水落龙宫湛似蓝。”给麻城的龟峰和龙谭平添了一层艺术美。
关于龙湖，袁宗道还欣然写了一篇散文《龙湖记》。记中说：“龙湖，一云龙潭。去麻城三十里，万山瀑流，雷奔而下。与溪中石骨相触，水力不胜石，激而为潭。谭深十余丈，望之溪清，如有龙眠……”结尾，他深情地赞美道：“余本问法而来，初非有意山水，且谓麻城僻邑，当孱陵、石首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麻城山水意外地幽奇，在宗道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刘侗与《帝京景物略》
明代中叶文坛上另一个重要的流派是“竟陵派”。它如异军突起，与“公安派”雄峙，极力反对文学上的“复古派”。其代表人物是湖北竟陵（今天门）人钟惺（1574一1624年）和谭元春（1586－1637年）。他们虽然没有到过麻城，但其影响波及麻城。“竟陵派”一个著名的散文家刘侗就是麻城人。
刘侗（约1594一约1637），字同人，号格庵。从小就深受“竟陵派”的影响。《麻城县志》说他做秀才的时候，为有文才而被督学“葛公”所赏识。又说他的文章写得象“竟陵派”一样奇特，被礼部参了一本，结果跟谭元春等人一起受了处罚，从此名声更大了。刘侗是谭元春的晚辈，共同的遭遇使他更崇拜这位“竟陵派”首领。他们时常书信往来。在北京时，他们一起住在“竟陵派”另一作家于奕正家中。三人系十分密切。谭元春出京后，刘侗跟于奕正合著了《帝京景物略》一书，详细记载了北京的山川、园林、名胜古迹以及风习节令、花鸟虫鱼等等。书中所记都是他们亲自考查过的景或物，因此很有资料价值；不少章节描写细腻生动，可算得上一部优美的散文和诗的合集。“竟陵派”偏重于在理论上大声疾呼，而有影响的诗文作品并不多。《帝京景物略》是这一派散文佼佼者。
四、杨定见与《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
在我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中，享有崇高地位的《水浒》，最早刊行于明·嘉靖年间。它虽不是麻城人写的，写作地点也不在麻城。然而它的流传却与麻城密切相关。李卓吾定居麻城龙湖的时候，曾大力提倡通俗文学，特别推崇《水浒传》，是《水浒传》的最早研究者，而且成绩卓著，影响巨大。以杨定见为代表的麻城籍学生与崇拜者，四方搜求，将各种《水浒》版本集中到龙湖书舍，供李进行精心的研究、评点。李则“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焚书》中的《忠义水浒传序》，就是一篇影响深远的小说美学方面的开山之作。它肯定了《水浒》，也肯定了整个小说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扫前人偏见。《水浒》得李卓吾评点、作序后，流传更广，影响更大了。而人们纷纷起而仿效，在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国独有的小说批评方法—一评点。
李卓吾被迫离开麻城后，终于被明朝政府迫害致死。杨定见也受过牵连。但他担着身家性命的干系，一直把老师的《水浒》评本珍藏在麻城家中。后来他又把它带到江浙地方去了，找了两个出版家陈无异和袁无涯。袁也是李卓吾的崇拜者。杨定见找到了李评本的刻印门路，欣喜异常，很快将这部《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出版了。这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的事。于是《水浒》又多了一个研究的版本，也引起了更多的上层人物的注意。
五、刘延伯与《金瓶梅》《元曲选》
出现于明代中叶，被专家们定为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直接描写时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也和麻城有关。
明代中叶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说，万历丙午年（1606年），他跟袁宏道谈起《金瓶梅》本事，袁宏道告诉他，只有麻城人刘延伯家中有全本。
这个刘延伯，自己虽然算不上文学家，却收藏了大量有重要价值的文学作品，还跟很多著名文人往来。《金瓶梅》全本是他从他岳父文震亨家中抄来的。其他著名文学家，如“公安三袁”等人又从他家借去，得以阅读。近年有人考证，就这个刘延伯，于1609年把《金瓶梅》全本带到江浙去刻印，从此《金瓶梅》才有刊本问世。
《金瓶梅》能流传至今，不能说没有麻城人刘延伯的一份功劳。
刘延伯不仅保存过小说《金梅梅》全本，而且重视元代戏曲，广为搜求，亲手抄写。《元曲选》是我们研究元代杂剧的重要的资料。它保存了近百种元人杂剧。它的编者臧晋叔在序言中说：“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五十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因为校订。”他在《寄谢在杭书》中又说：“还从麻城，于锦衣刘延伯家得抄本杂剧三百余种，世所称元人词尽是矣。其去取出汤义仍手……”可见，在编定《元曲选》的过程中，刘延伯是一个重要的资料供应者。没刘延伯的如此努力，也许现存的许多元人杂剧早就散佚湮没了。当时，小说、戏曲在文坛还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刘延伯的这种努力，自然显得难能可贵。
纵观有明一代，其文成就最灿烂的时期莫过于中叶；而明中叶又有这么多重要的作家、作品跟麻城习习相关。可说，当时麻城虽属“偏邑”（袁宗道语）；但是，麻城人民在文明发展史上并不落后，为繁荣我国古代文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相信在新的时代，麻城人民必将继承悠久的文化传统，为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作出更加辉煌的成绩。（原载《黄冈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第48～50页，转55页。）
附记：
本文引用的主要资料，来自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等史》（三）；厦门大学历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一、二、三辑，1975年版；《元曲选·序》；《万历野获编》卷二五；《帝京景物略·出版说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新发现的<金瓶梅>研究资料初探》,载《徐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马蹄疾的《水浒资料汇编》；《麻城县志》。

辛苦了，又多了一份对家乡的了解

wayling

辛苦楼主了，其实麻城这个革命老区不仅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底韵特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