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脊梁

王博陈

开篇的主角是91岁的吴梅筠先生，她与丈夫吴家馼是新中国法医学的奠基人。伉俪二人踏入法医一门七十余年，“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在时代浮沉中传递科学的火种。

上世纪90年代，身着导师服的吴梅筠。 除署名外，本文图片均为采访对象供图。
进入人生第91个年头，吴梅筠的步伐迟缓了很多。出门常是保姆用轮椅推着，可在室内走动，她坚持不要人搀扶。背弓着，小步小步地，走得缓慢而稳健。像是一生的路途，都融在这脚步的节奏里。
家不过七十来平米。卧室的柜子里塞满大大小小的相册。上世纪80年代末的她，一袭白衣奔波在美国的大街，笑得意气风发。合照总是引起追忆：胡炳蔚、祝家镇、张其英……70年前的老伙计们四散天涯，播种撒花，并立于新中国法医学的开山宗谱之上。
如今在世者廖寥。常相伴的唯有半身瘫痪、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丈夫吴家馼，孩子似的，常在深夜里突然躁动不安，高声唤她：“梅筠！梅筠！”直到她起身去握他的手，絮絮叨叨念些从前的事。平缓的语调从门缝中溢出，悄然弥散在逼仄却空旷的客厅。
客厅墙上，一幅油画静默悬挂：依稀十几年前，她和丈夫并肩而坐，带着微微的笑意；身后影影绰绰的一栋，正是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法医楼。
学生们称之为夫妻俩的“丰碑”。

吴梅筠家客厅的油画。

2017年9月12日，吴梅筠在家中看报纸。 澎湃新闻记者 章文立 摄
“我是做老师的，我有老师样子”
周末的“丰碑”下，吴梅筠抬起手指戳戳大门，仰头抱怨：“这个门现在要刷卡了，我都没卡，进不去噻。”
“我们才刷卡，您刷脸！”梁伟波笑嘻嘻应着。他现任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副院长，自留校就和吴梅筠共用一个办公室。她在里间，他在外间，以“给老太太看门儿的”自居。“老太太”是学生们对吴梅筠的爱称，丈夫吴家馼是“老头儿”。

法医系建系十周年庆典上，正在与人谈话的吴家馼和身边的吴梅筠。
敢在老太太面前嬉皮笑脸，梁伟波说这是“隔代亲”。导师张林，他有点怕。张林则怕老太太——他1979年入学，六年后跟她读了硕士。
老太太那时候还不太老。腰挺得板正，穿大衣系丝巾，举止大方，谈吐文雅。带着张林去外文书店，服务员紧张地从大门一路尾随，总疑心她是日本或东南亚的来访外宾。张林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答辩时，天热，穿凉鞋，被老太太一通念叨：衬衣要配皮鞋，西装要打领带，这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和礼貌。
“体面”是她维持一辈子的风度。如今满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色发箍别在脑后。在学生贾东涛记忆里，第一节课上她就开门见山：我是做老师的，我有老师样子。于是站着讲完整堂课，一黑板工工整整的板书。那是1997年，她71岁。
学生也要求有学生样。男生不许穿短裤、拖鞋进教室。新生见面会上，有人习惯性往桌上一趴，她当场点名：那位同学你是不是很累，请你坐端正。有人睡过头，拿着馒头跑来法医楼，她就让他们吃完再进来。语气倒不严厉，一贯的平和。
于她，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1946年，她从浙江省黄岩县中学考取国立上海医学院，住在重庆南路的表姐家，每天早上搭公交车后还要走一段。起晚了就在路边买个糯米团，枫林路上便留下她身着旗袍啃着早饭一路小跑的身影。
彼时的外科教授是沈克非，原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大查房时他常随机抽患者，负责的学生要将病历全背出来。有一次查到吴梅筠，她准备得不好，老先生委婉讽刺一句，吓得她手抖脚抖，脸红得话也说不利索。
“不可怕，但很严格。”她说。
半个世纪后，师风一脉相承。尽管从不发火，但所有学生都怵她。她不懂什么叫“通融”，考试从来无价可讲。实验室在5楼，她常从6楼办公室下来转转，有时候几个学生稍闲一点，正聊天呢，一听到她的脚步声，全部马上开始做实验，没做的也赶紧拿个烧杯倒蒸馏水。
做她的研究生痛苦，论文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红色批注，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反反复复改七八遍是常事。那时候还没电脑，都是手写。博士生实验做出成果，她亲手再做一遍复核，容不得半点疏忽。
留校当老师也不好过：要讲给学生的，先讲给她听。 现任法医物证学教研室主任的李云碧，最初备课时在老太太那儿“过审”。上午讲一遍，不行；下午又来一遍，还不行；总共讲三遍，从早上八点折腾到晚上七点，才算过关。
他不敢不讲。自己做法医学第一届本科生时，大家基础都差，老太太也会花很多时间，仔仔细细解释许多遍。不仅如此，国际上相关领域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后可能有什么新技术，都讲得清清楚楚。
“所谓怕不是真的怕，就是敬畏。”现任法医学院院长侯一平说。不少学生毕业多年，仍谨记她和丈夫的唯一赠言：“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

吴家馼在张钦廷的毕业纪念册上留言：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
她有她的理由：法医学都是扯皮的事，案子涉及甲方乙方，谁对结果不满意就要来找说法。各方面的诱惑也多，务必严谨细致，才不会出纰漏。提起自己手底下签过字的鉴定书，老太太伸出食指在空中一摆：“一个字我都不会改。”
要带好队伍，她得把这硬气劲儿传下去。
严归严，她关心学生也是出名的。91级本科生辛军平记得，有一年迎新晚会结束后，师兄安排他送两位吴老师回家。老太太突然问：“你是甘肃来的吗？”他说是。又问：“妈妈给你做的鞋吗？”——她注意到他的布鞋。辛军平点头。
吴梅筠扭过头对吴家馼说：“这个孩子就是杨书记说的，解剖学得特别好的从甘肃农村来的那个娃娃。”辛军平心里一震，没想到平日里忙忙碌碌的她会花时间了解低年级本科生。

2015年春节，二吴与学生合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活清贫，学生逢年过节都来她家“改善伙食”。她得忙活两天，第一天买菜，第二天烧，拿手菜是咖喱鸡，还有家乡口味的海鲜。胆大的学生点评，这个味道怎么样，下次再放点什么东西。饭后还有水果，她专挑贵的买，“让他们吃好高高兴兴回去”。
“很像母子关系。”学生廖林川说。他毕业后留校，工作、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找老太太讨论，老太太出国开会还买毛绒玩具送给他儿子。关门弟子黄代新在武汉，每次回成都，都要上老太太家坐坐。远在美国的孙光云每年春节给她打电话，能聊上两个多小时。
丈夫生病后，她就像大家庭里坐镇的老祖宗，不再做什么具体的事，只欣慰地看着孩子们长大成材各奔前程，满世界地跑。但只要她在，家就还在。

陈忆九毕业多年后，吴梅筠仍会给他邮寄法医学相关资料。采访对象供图
除了“孩子”，“孙子”她也管。梁伟波读书时家境平平，每次帮她跑腿，她都给两三百块钱资助。有一次梁伟波父母和弟弟来成都，她就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退休后她很少去办公室，去了总要跟梁伟波聊聊，还要跟他讲讲张林，为的是拐个弯带话。“我不直接跟他说，怕他压力大。”她笑。
张林现任四川大学副校长，每次出差会跟她报备一声。电话接通，她开口：“张校长，我是你手底下的小兵兵……”
从“一桌两椅”，到一栋大楼
法医楼的旧电梯有些年头了。吴梅筠缓缓步入，低头看看，脚颤巍巍地蹭一下：“怎么不把地板修一修呢？”梁伟波说，还没人顾上管。“应该有人管，怎么没人管？”她嗔怪着：“你们噢，只晓得用，不晓得修。”
夫妻俩半生的心血，她最心疼。

年轻时的吴家馼和吴梅筠在光明路的家中。采访对象供图
1953年，吴梅筠和丈夫一道从法医学高级师资培训班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的四川医学院。刚来时别说一栋楼，“连一根试管都没有！”她说。年轻的他们被同事称“小家馼”“小梅筠”，却已是这里最权威的法医学教师。
副校长孙毅华引用毛泽东的名言宽慰她们：“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教务长曹钟梁关心他们，领去内科教研室：“我给你们带了两个小朋友来。”教研室门口自此摆下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就是他们的办公地。
最初两年只能做毒物分析。1955年，全校开青年教师教学经验交流大会，她上台发言：“我们一定要出现场！我们一定要接触尸体！我们一定要会在显微镜下分析！”逻辑很简单：讲理论的同时一定要讲实例，学生最喜欢案例了，不跑现场，算什么法医？
下了台，神经病理学家黄克维教授招呼她：“以后你们有问题，就来找我。”后来，黄克维常去她狭小的办公室，教她在显微镜下看切片。“不嫌我法医学被人看不起，不嫌我年轻。”她感念至今。
经学校同意，他们与成都市公安局达成合作，协助检案。后来在成都轰动一时的话剧《第一计》，就是根据吴家馼参与侦破的一个案件改编的。案发不分刮风下雨，黑夜白天，他们常常一下课就见公安的车停在楼下，晚上办案时就把讲稿揣在身上，借车上昏暗的灯光备课。

生病前的吴家馼
好景不长。1958年“大跃进”时期，根据“大学课程要砍掉三分之一”的“最高指示”，法医学被砍掉了。她转去协助外科医生做检验。丈夫转做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