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城镇化可推动创新 如果说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过去很大程度上依赖“土地红利”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也将发生根本变化。分析人士认为，“人的城镇化”通过人的聚集，实现知识的聚集，从而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率。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国际经验教训表明，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迅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投入依赖型向生产率提高型转变，核心是加快创新步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城市化产生的创意集聚效应和资源集约使用等优势，无疑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认为，城镇与农村的区别在于聚集程度，在人口密集的城镇中，可以产生多种效应，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社会分工效应、节省交易成本、技术溢出效应、启发和激发创新等。 户籍破冰 农民市民化废身份等级 在城镇化问题上，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一个存在户籍界限，并且在户籍下面又衍生出五花八门不平等福利待遇的城镇化，不是真正的城镇化。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实际户籍人口城镇化还只有35%左右。中国新型城镇化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改革问题，通过推动包括户籍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改革，实现农民的真正市民化。城镇化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更是打破这种身份的严格界限，废除身份等级，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没有城市户籍、未能均等地获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的农民工，已经是城镇就业的主体。作为劳动力供给主体的农民工，尚未能够充分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一旦撤离劳动力市场，必然给中国经济整体带来风险，甚至诱发社会风险。 土地利用 调用地结构盘活闲置地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杨遴杰表示，目前城镇建设用地中，5%是闲置的，40%是低效利用的，存量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城镇化不一定要靠摊大饼，不需利用新增建设用地发展城镇化。盘活存量完全足够城镇化发展用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占用耕地，就是一种犯罪。 杨遴杰说，已经是建设用地的土地，从结构空间上去调整提高利用率，这是全世界共同的观点。过去，很多地方过多地将土地用于工业，低效招商引资，做形象工程做得太多。 杨遴杰称，盘活城镇建设用地中低效的存量用地，关键是增值的收益如何在政府和原来的使用者间分配。以前政府只给固定补偿，导致原有使用者抵触，该换一种思路疏导，让原来的使用者主动参与盘活的过程。 城市布局 打造城市群解人口压力 经济学者马光远表示，中国城镇化路径选择，一定要摒弃乌托邦的幻想，搞小城镇，而应围绕大城市中心城市打造城市群，形成10个全国性的，20个区域性的真正的城市群，使得这些城市群可以容纳65%以上的人口，70%的GDP规模。 马光远说，人为发展小城市只会造成土地浪费，人为控制大城市也很愚蠢，只有城市群才有缓解大城市压力的功能。大城市聚集了资源、产业、就业，不围绕大城市打造城市圈，却希望进城农民到没有产业、没有资源、没有就业的小城市去，这是缘木求鱼。人为控制大城市规模，事实证明，根本就是失败的。 特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口、环境压力无法控制，只能疏散。马光远介绍，日本围绕大城市形成城市群后，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人口不仅没有剧增，反而保持基本稳定，甚至中心城人口还有减少，周围的城市承接了人口和产业，真正形成了“城市一体化”。上海周边的长三角基本已经形成了这种格局。 资金保障 地方主税种有多重方案 针对会议中提出的要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分析，目前有几种选择方案，可以择一作为新的地方主体税种。现在企业所得税大体是按中央60%、地方40%分配。2012年企业所得税实现收入19653.56亿元，同比增长17.2%，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9.5%。如果将企业所得税全部或大部分划归地方，自然可以成为新的地方主体税种。 根据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的要求，可以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耕地占用税四大相关税种共同改革，统一为新的房地产税。不过，这些应建立在先立法的基础上，明确房地产税对住宅征税的税率和范围，使得其能承担起作为新的地方主体税种的责任。 另外，现在也有观点认为可将作为100%中央税的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全部改为地方税，这也是一种值得研讨的选择方案。 本版采写京华时报记者孙雪梅赵鹏综合新华社新华网经济参考报划有可能在修改后于明年发布。 |
